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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

时间:2019-04-08 来源:《学业》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谈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摘要】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从日本、苏俄、北京、上海等地涌入广州。文章从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引领传播趋势;组织,培养传播人才;报刊:搭建传播平台等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路径。据此,掀起了广州地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鼓舞了整个华南地区的革命热情。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广州;传播路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学说,从进入中国到确立其主导思想的地位,其传播工作功不可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时间上看,一般将1917-1927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期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拉开了序幕。学界对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研究者多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间、环境、社会条件、途径、传播者、历史经验以及不同区域的具体实践等维度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广州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的关注度不够。广州是我国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的繁荣发展与港口的兴盛紧密相连。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已与海外通商,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世界著名的商贸中心之一。”[1]交通便利的广州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因广州所处的较优的地理位置,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较好的通道。同时,五方杂处、兼容并包的人文环境也培育出了广州较开放的社会风气。

  一、领袖人物:引领传播趋势

  1、粤籍知识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广州传播的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最先秉笔发声。如在北京大学学习并参加过五四运动、接受过新思想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他们毕业返粤后,创办了《广东群报》,致力于介绍宣传新文化,《广东群报》一时成为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主阵地。与此同时,他们分别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法政学校任教,利用工作环境便利经常深入到学生和青年群众中去,宣传五四运动的精神和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2]他们还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州共产党。杨匏安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杨从澳门返粤,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开始积极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杨对社会现实进行系统思考,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并称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在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杨匏安在广州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杨北李”之称。2、非粤籍知识分子除了广东本土知识分子外,非粤籍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陈独秀的作用尤为突出。1920年冬,“陈独秀奉广东政府之命来广东主持教育委员会,同时负有华南组党的任务”。[3]“1921年春,陈独秀到了广东后……发表文章和通信共40多篇,分别刊载在《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新青年》等报刊上,大力宣传劳动创造世界……他在《广东群报》上和区声白开展一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无政府主义,为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确立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在广东以至全国都有深远的影响。”[4]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广东是无政府主义者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他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书信,刊登批判无政府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这在广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在陈独秀的帮助下,1921年3月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让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有了牢固的组织载体。除了陈独秀以外,林修海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也做了重大贡献。“他写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一系列文章,公开宣告:‘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情形最为合适。’”[6]

  二、组织:培养传播人才

  1921年春,经过仔细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别林斯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的努力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为了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培养到基层从事宣传工作的骨干,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以下几个组织,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一,通过广东省行政委员会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该所由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经费,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陈公博任所长,谭植棠为教务主任,谭平山、杨章甫、邓瑞仁、谭天度等为教员。除由各县选送学员外,在广州招专门班和通俗班学员各30人。学员毕业后由教育委员会分派到基层工作。学习内容除国语、常识、三民主义等课程外,还有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知识等。”[7]第二,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约80余人,部分是高等、中等学校的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都是该会的主要成员。”[8]

  三、报刊:搭建传播平台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当时在广州出版的报纸就有《中华新报》《粤报》《城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等不下十多种;多地出版的报刊,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等,也像潮水般涌到广州。这些在本省出版和外来的书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从正面或反面来谈论巴黎和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分析国际国内等重大问题,在广东各社会阶层人士中影响很大。”[9]本文主要以当时在广州地区发行量较大的《广东中华新报》和《广东群报》为例,详细展现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传播的作用。1、《广东中华新报》《广东中华新报》是“五.四”前后广州规模较大、对介绍新文化有较突出贡献的报纸。1919年7月,《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列宁简史》一文,后来,该报又发表了介绍《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传到中国。[10]杨匏安是该报重要成员之一。从1917年7月到12月,他在该报《世界学说》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11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在文中断言:‘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11]2、《广东群报》广州党组织成立后,以《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和谭植棠分别任新闻编辑与副刊编辑。“该报开辟了‘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许多专栏”,[12]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内容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与喜爱。《广东群报》在广州地区影响很大,“有不少进步青年团结在它的周围,建立了工会、学生会、妇女会等”。《新青年》曾对《广东群报》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该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13]

  四、结语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通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精心孵化、知识分子的大力播撒理论的种子,报纸刊物的极力聒噪鼓吹,马克思主义在广州掀起研究热潮。理论的系统阐释宣传配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的积极践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终成燎原之势,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华南地区的革命热情,奏响了革命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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